在城市裡尋找描繪痛苦的語彙：『夢想城鄉』對『脆弱』等事的畫室想像....
沒多久以前，小Ｃ跟我說了他之所以總是面無表情的緣由。總是以一種鬱悶不安的姿態面對著各式各樣的人，不論對方是以一種溫柔作為交流的試探，還是用一種傲慢計算的口吻試著跟他攀上關係，他都一視同人地用一種坍塌的面容呼應著，這世界給他的各式訊息彷彿都沒差，激不起他臉上任何的牽動。
『之所以面無表情，可能是因為內心的痛苦無處訴說吧』他是這樣回應著。弔詭的是，既然充滿了痛苦，怎麼死勁地把它藏起來呢？面無表情可能是種偽裝，那當有機會講時，卻不想說，那又是如何？
在這裡我們有了某種共識，或許，許多痛苦有著感覺，卻找不到適當的語彙表達，所以不是沒人聽，常常是，即便你要我講，我們也不知如何描述。我跟他說，找到某種讓你能表達痛苦的方式，或許是我們的責任，一個心理服務工作者的責任。
在嚴寄鎬（엄기호 지음）的《痛苦可以分享嗎？》註1 ，有一小段是這樣寫著的：『痛苦的人認為所有話語都沒有意義，因為不管說什麼都徒勞無功...........也因為如此，受苦的人更需要語言。他們需要一種語言，來幫助自己抵擋那些既看不到終點也毫無用處，卻不斷竄出的念頭；他們需要一種語言，能夠區別痛苦的原因與理由，不流於自我責備，反而能提升自身力量；同時也是那種語言，讓我們暸解苦難的普遍性是孤獨寂寞，並讓我們學會與其他孤獨之人交談。』
這個段落特別有感覺，因為生活中的苦，我們都在尋找某種相互對話的方案，對我也是，對小C也是，如果不用講的，那我們又要怎麼做呢？我們又要怎麼突破語言的表象，找到一種讓我們相互得以關懷彼此且表達痛苦的語彙呢？
或許藝術創作是個方法，我們是這樣開頭的。我們所謂的藝術創作，其實就是用任何媒介，把自己的感受表達出來，所以我們之間或許創造了一個新的語言，讓那難以表述的苦痛，可以短暫地被看見、被想像、也被理解。
尋找可以訴說痛苦的空間
但對小Ｃ，或我來說，或許我們知道了某種可以讓自己痛苦被描繪的方式，但除了我們之間想處的時空，在日常生活中還有這樣的時間與空間，讓小Ｃ有更多的機會試著表達呢？而我也因為這樣的疑惑，嘗試開始關心著在我們生活的城市中，是否有這樣的時空存在著。
在2019年因為一些因緣際會認識了人生百味的阿德，而也透過他的介紹，更進一步認識了同在萬華的夥伴台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（後續簡稱夢想城鄉），宜潔、亮君、猴子等人。雖然自己已知道夢想城鄉多年，但從未近距離地聽著他們介紹已經營運多年的『畫室』。夢想城鄉在萬華經營著開放畫室已經長達5年之久，一段漫長的日子，累積著各式各樣的體會，但一個開放的『畫室』是所謂何事呢？夢想城鄉給了一個滿明確的答案，或許是為了在地萬華，貧窮且脆弱的人吧！
倒不是『畫室』預設了只服務在地的窮苦之人，而更應該說，他們嘗試打造了一個空間得以包容著這些人，『畫室』預涵了一種以創作為本的表達語彙，讓試著想要訴說、試著想要講出生活之苦與樂的人們，有一個在地且安全的『說話』空間，而這個說話的方式常常是用圖像繪畫，多於只是講而已。
夢想城鄉的夥伴們，特別介紹了一個在他們協會裡讓人印象的大哥（『畫室』的參與者），大劉，在多年來的『畫室』參與，創作已經成大劉的日常。而對夢想城鄉的夥伴來說大劉所發展出的創作能量令人印象深刻，也可作為他們心目中理想的『畫室』夥伴模樣。即便大劉的口語表達可能有限，一時之間不一定能從話語之間連上頻率，但在他覆蓋生活與居所的創作成品中，即便是缺乏立即理解能力的我們，或許也就能自然地與他在某個狀態下，透過作品搭起橋樑了吧！
他們口中的大劉，也讓我印象深刻。如果每個月來『畫室』畫畫，或許有種陶冶性情的味道，但因來『畫室』畫畫，而讓創作成為自己生活中的日常、部分、甚至是全部，那是就好像看到一種『人之所以為人』的生命力正在展現。在作品前或許那些標籤、分類、階層或過往印記也無法掩蓋某種通往當下的力量。所以大劉是不是在萬華的夢想城鄉找到了一種描繪痛苦的語彙呢？不，應該是說也不一定是痛苦，更多是描繪自己的語彙。
我有一種感覺：原來當我們找到能表達的方式時，很多原本被社會設下的界線，也有機會突破了，倒不是個人在這個社會上重新獲得了什麼成就，或因此一凡風順，遠離了無妄之災；而是，當『我』做為『人皆可表達』的基本時，在創作之下，沒有什麼事情可以阻礙這個『基本』，而『我』那最基本的權力也因為創作回到了自己身上。
在夢想城鄉這麼多年來的堅持下，就這樣這個城市有了一個嘗試讓大家表達脆弱，或表達苦痛的空間，或說表達自己的空間。而這個表達的語言，遠超過用說的，它能產出一段一段的紀錄，讓大家在沒有限制之下的過程中慢慢理解。『脆弱畫室』，也就因次讓脆弱迸發了更多能表達出的語彙，也因為表達而讓大家有機會用某種溫柔、緩慢的方式慢慢靠近，試著理解，也就如同我自己一樣。
對『脆弱』等事的畫室實踐，也是集體心理療癒的實踐
透過作品的紀錄，正在這個當下，這個在萬華的脆弱畫室也正展出著他們這段時間來的成果，這些用房間為格局的方式，去展出他們的個人成果，就好比前面大劉所帶來的隱喻一般，創作正在『畫室』的運作下，成為生活的一部分，成為個人表達的語言，而創作的成品是在萬華這處的人，或說大家口中的脆弱貧窮之人，想跟大眾說的話，一種溫柔帶有詩意的敘說方式。（如下圖）
而把話說出來，有時候帶來的作用，遠超過『讓人知道』而已。我們總是會問，為什麼脆弱的人需要創作，又為什麼要把一個在社區裡闢建的『畫室』當一回事呢？這個『畫室』既然想回應我們的內心脆弱，那是否又能幫助我們撫平脆弱，不僅僅只是用畫作來哀悼自己的生命，而更是用畫作讓生命有了另一種厚度呢？
這種類似心理治療的期望，就好比是一種認同，一種我們不斷在所求療癒自己的動能。而經營『畫室』
的人即便沒有渴望這樣的治療效果，但『畫室』的存在或許就為了參與的人鋪上一條自我療癒的實踐之路。或許在藝術治療（art therapy）的角度上，這些創作涵蓋了各式各樣的療癒契機，透過當這種表達的語言慢慢被確立之後，表達、連結與成長也就頓時發生。
在哈斯（Ephrat Huss）多元的藝術治療理論下 註二，這些『畫室』裡的創作過程，就如同他書中所提的一些面向；首先，創作可以是通往自我的路徑（path to the self），因為每個創作都是真誠自我的表達，接納的環境之下，表達被觀看，但在沒有批評的情況下，療癒也因此發生。其次，創作也可以是一種訴說與重新訴說（telling and retelling），從敘事理論的角度來看，當創作發生時，我們再次觀看自己的脆弱經驗，並且重新描繪產出，此時生命故事已被改寫，而因為生命故事透過創作反覆被表達，我們或許也就越來越接納自己的不足與悲傷過往，此時療癒或許也因此發生。
但站在社會與社區的角度來看，『畫室』的存在，讓每個人有了基本表達的空間（claiming space），創作不僅僅是說自己的故事，更多時候是讓我在社會上有說話的機會，找到表達的方式，而這或許是『畫室』的存在之所以是種集體的心理療癒的根本理由吧！因為被賦予權力（empowerment），我們的生命經驗才獲得了深層的尊重，而那些過往被標籤、分類(類似我是精神病)所剝奪的，也能因創作或說作品展覽的表達獲得某種安撫，我內心那些不公平且受到社會冷落的感覺也就稍稍降低了。
而我們作為觀看這樣存在的旁觀者，或許在脆弱這件事情上也獲得了替代性的支持，至少讓我們每個人都了解到當脆弱與痛苦找不到語彙去描述時，自己生存的居所社區，還有可能的機會去讓自己有機會去講，去說，分享，對話。
包含脆弱的『有品城市』
『畫室』是一個社區內包含彼此的溫柔方案，因為創作可以隱含藝術治療/療癒的意義，另外一個脆弱畫室的特色則是，它讓參與者可以以最低的生活成本參與其中。至少我們證明，脆弱的包容，在城市中的一角，我們或許不用總是要付出沈重的代價。
這個沈重的代價，我或許指的是，物質層面的，也或許是社會層面的。有時候我們想要自己的脆弱被看見，被接住，我們或許需花許多的錢，透過某個所謂的專業服務中獲得；但更多時候我們要付出的社會與精神代價或許更為沈重，我們需要背負著某種標籤後（稱為自己獲得了某種疾病後），我們才能想像這個社會是否有對應標籤的服務存在能包含我，而我的尊嚴時常是被選擇的，受人基本的尊重可能總是一種浪漫的想像。
站在我們居所的城市之中（臺北市），我們又有多少空間能讓脆弱得已被接著呢？或更明確的說，用一種比較不需要付出大量代價的方式被接住呢？當夢想城鄉提出『脆弱畫室』的概念時，這種可能就越來越浮現了，即便他們努力了四五年的時間，但創作開始逐漸趨向可以作為描繪脆弱與苦痛的語言，或許是在看到類似像大劉這樣充滿能量的參與者後，更為篤定了。
如果我們的城市有種個性、有種精神，或許我們會期望它是這種類似於『脆弱畫室』這種擁有包容開放底蘊的性格。因為要成為一個有療癒能力的『畫室』，讓每個參與其中的人獲得尊重是必要的，而當這個城市沒有排斥掉像這樣以獲得尊重為核心價值的空間時，這個城市或許才稱得上是一個不羞辱人的城市，一個『有品』的城市。
而在臺北市內，那些讓城市變得『有品』（不羞辱人的）的空間，其實不僅僅是夢想城鄉而已，例如人生百味所經營，在台北車站的重修舊好，同時間也在剝皮寮辦展的活泉之家，萬華的芒草心、或是社區實踐協會等等在地組織，也以某種不同的方式，讓這個城市包容著脆弱。而我們的脆弱是否也因為這種有形的支持，變得不會了無希望呢？
在我們的城市之中，總覺得這種『畫室』想像下的集體創作，或正確來說是一起創作，是一種特殊的歷程。就如同傅柯（Foucault）對自我技藝學（technologies of self）的考察 註三，我們透過關懷自身，找到一種屬於我個人的生存路徑，或稱生存美學。這種生存的樣子，不依附在龐大的社會倫理之中，而是透過我對自己的斷探索，而求索出一個屬於自我主體的特殊性。創作也是一種對自我積極的關懷與面對，每個人在自己的創作面前也都形成了某種專屬於自己的特殊，某種真正的風格。
『畫室』的存在，引發了我對許多理念的想像，也隱喻了我作為心理專業工作者的諸多可能，特別是對心理專業與城市空間相互連結的渴望。自己總是試著去體會看看，我們如何把生命的無助或生命的痛，轉換成一種富有想象，任人以任何價值接近的豐富圖像。這種體會總是富含了療癒，一種包容性的療癒、一種『有品』的療癒。
療癒是一種安撫、是一種進行中的溫暖與包容，不能只是疾病的剔除，因為疾病本身無法代表一個人的全部，但我們追求的療癒是渴望作用於『我整個人的』，而不是只有『當我有疾病的身份』時，我才能夠獲得。一個以脆弱之名，而非以疾病為底的『畫室』可能更接近那種包容、有品的療癒。
註一：嚴寄鎬（2019）痛苦可以分享嗎？：不以愛與正義之名消費傷痛，讓創傷者與陪伴者真正互助共好的痛苦社會學。麥田
註二：Huss, E.(2015).A theory-based approach to art therapy: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, research and practice. New York, NY: Routledge.
註三：Luther H. Martin, Huck Gutman, Patrick H. Hutton.(1988).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: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. Amherst :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
by 麥志綱 臨床心理師
